孵化器“大浪淘沙”，城市如何抢占先机？

      孵化器，因其培育新生企业、协助初创企业成长的职能，在各大城市备受追捧，被视为带动区域经济持续创新的重要引擎。

  　“一个地方孵化器集聚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可折射出当地创新发展水平较好。”《中国孵化器》杂志主编、上海众创空间联盟理事长范伟军说，“孵化器天然具有天使投资职能，与一个地区的产业土壤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以上海张江为例，范伟军提到，在张江片区聚集有90个左右孵化器/众创空间企业，密度相当大。

　　中国的孵化器发展已有30多年历史。自1987 年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武汉东湖创立以来，中国的孵化器数量已达到世界第一。在范伟军看来，我国孵化器发展已经走到一个拐点。

  　“正亟待一场孵化器原有模式的淘汰与升级。”范伟军说，孵化器群体鱼龙混杂，哪座城市能够率先完成“大浪淘沙”，哪座城市就有可能更上一层楼，更有力推动城市经济创新发展。

　　孵化器发展的瓶颈在哪？什么是高质量的孵化器？怎样才能促进孵化器深度介入区域产业？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下称“NBD”）专访范伟军，讨论他眼里的孵化器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范伟军将作为点评专家，出席6月29日在成都举行的以“场景汇?赋能科创筑梦天府”为主题的2020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会高品质科创空间专场

     “二房东”式孵化器仍占市场主流

　　NBD: 目前孵化器/众创空间整体发展到了怎样的阶段？为什么说需要“大浪淘沙”

　　范伟军：过去30多年的孵化器发展过于依赖空间建设和政府支持，我的说法就是得了空间依赖症和政府依赖症。

　　怎么说呢？政府加大支持力度以后，一听说做众创空间、孵化器能有补贴，一夜之间大家都来做孵化器。一些人的注意力不是放在为小企业创造价值上，产生了蛮多的负面效应。
       低质量发展的孵化器企业，其实就是一个租赁空间，没有产业集聚平台、没有增值服务收益，就像“二房东”。他们的营收主要是依赖：第一空间租金收益，第二政府补贴收益。
       这个行业最奇怪的现象在于，每个孵化器都会把政府给它的扶持资金，当作它收益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给政策支持是希望降低你的孵化风险，支持你去做更多的企业孵化，但如果每个月只是收点租金，干嘛还要一大笔钱给你？社会上不缺做“二房东”、做租赁场地的公司。

　   当然，每个行业都有发展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比如孵化器30年前能帮人家做工商注册，当时就很了不起。到后来，能够租一点便宜的房子给初创企业，也是一大帮助。过多批评过去怎么做得不好没有必要，但我们站在30年发展的节点，站在中国经济创新转型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沿用原来的模式，还不进行大胆的创新和探索，还不去淘汰升级原有的模式，那就是我们的问题了。我们从去年开始全行业提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的高质量发展，也是基于这个背景。

　　NBD：高质量的孵化器应该具有哪些特点，发挥怎样的作用？

　　范伟军：高质量的孵化器，要能为小企业创造价值、并拥有鲜明的产业生态。我认为，孵化器正确的商业模型应该是，为小企业创造价值而获得相关收益。换句话说，孵化器应该要和企业一起成长、和创业者一起成长。

　　很多人说我们服务小企业很辛苦，挣不到多少钱。确实，今天服务小企业挣不到很多钱，所以有房租优惠和政策补贴做支持。而小企业是代表未来的，今天服务了100个小企业，5年以后100个小企业中可能10家会成为了不起的企业，这是孵化器的使命。所以，我们也在鼓励孵化器与优秀的小企业产生强关系，比如股权关系。现在做得好的孵化器都在“不惜一切方式”去获取小企业的股份，无论是为它创造价值、提供免租，或者干脆通过天使投资去做。

　　我认为，一家孵化器至少要持有10家以上小企业的股权，才能说做得比较好。孵化器都应该具备天使机构的职能，并且它的服务是多维度的，不仅是单纯的资金，还可能是金融赋能、产业互联、知识信息等各种专业服务。具体各家的赋能方式和服务方式彼此间又有差别，这也是基于它的团队基因。

　　从现在的比例来说，“二房东”式的孵化器占主流，但近年一批新型、有产业垂直属性、由资本驱动、由增值服务驱动的孵化器也正在快速成长。

　　政府政策支持要“后挪”，不要“前移”

　　NBD: 什么样的政策，才能起到有效扶持孵化器的作用？

　　范伟军：政府引导是一个非常艺术、非常讲究的事情。我主张是政策的支持一定要基于结果导向，而不是过程导向。

　　也就是说现在的政策支持要“后挪”，不要“前移”。比如你一来我就给免租三年，每年给你100万运营补贴，这叫“前移”。孵化器可能还没做事，政府就做了一大笔投入。很多地方的众创空间和孵化器死亡率高，这也是主要原因。

　　“后挪”是什么？不管孵化器说做了多少事，也不管它载体有多大，而看它拥有多少优秀在孵企业，或者孵化了多少优秀的毕业企业，以结果导向来给予奖励。

　　这两年，其实上海张江正在推行结果导向的政策，随之也产生了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孵化器的注意力都放到初创企业身上了，他会去想：我在哪能找到好企业？我怎么让他们在这里孵化三年以上，同时保持高成长？这样大家的注意力就从空间支持、政府支持转移到对企业的发现、培育、孵化。

　　进一步来说，我们的政策在支持初期，往往表现得非常粗犷和笨拙，比如免租补偿一大笔租金。但如果注重结果、注重中间环节关键要素考评的话，自然其政策也需要做细。

　　上海浦东新区，他们就把原来的一揽子补贴（比如奖励50万元），把它分解成10个左右、衡量孵化器效能的指标，包括毕业企业、在孵企业、新型专利等，执行一两年以后其实效果非常好，并没有减少对孵化器整个行业的支持。

　　同时，这样也会带来新的情况——这类政策想执行好，就会对相关部门的执行能力、信息掌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按照传统的工作方式可能会发现自己“云里雾里”，不知道哪家做得好、哪家做得差，企业申报可能有水分。建议建立信息透明化、可公开公示的一系列申报方式，并通过第三方的评估审计来约束大家。比如依托咨询机构或者协会等深入到行业中。而且不能等着孵化器企业来找你，得主动“下去”了解别人。实话说，等着人上门找，通常不想做事的人找得多，想做事的埋头做事去了。

　　NBD：除此之外，孵化器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城市应该怎样“搭台”？

　　范伟军：孵化器的聚集并不是只看政策力度。我住在上海，一观察你会发现，杨浦区大学城周围（包括复旦、同济等）、徐汇区沿上海交大一带、浦东张江都是孵化器集聚区。从这三个集聚区很容易看到，大学周边的产业集聚区，是孵化器生发最好的土壤。它其实跟这个地方的政策关系并不是很直接，比如徐汇区杨浦区的政策虽也不错，但与张江相比还是力度较弱的。但它们有大学、有成果、有科研人员，自然而然就形成聚集带，并且质量较高。这是市场的力量。

　　城市要去做的不是单纯地支持孵化器，还有整个营商环境、产业生态、包括一种年轻人敢创新的文化氛围。一个地方它的创新在哪里？就是年轻人。如果一个地方大量的年轻人流进流出，它的创新能力一定强，比如深圳。20多年前都是“不安分的”年轻人跑过去的。同理，城市中的大学周边也是一大创新源头地。

　　城市“基本面”上的工作，包括了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诚信环境、还有一种市场氛围，如果总要凭关系办事，那肯定是不行的，也会影响到地方的创新能力。优秀和聪明的人，只会去他认为最好最安全的地方。如果它能让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有创业空间、创业激情的话，应该说聚集孵化器企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孵化器必须依托区域特色产业发展

　　NBD: 在你的观察中，哪些城市孵化器集群发展较好？

　　范伟军：我关注的还是几个主要的城市，比如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南山等板块，其他像成都、武汉、西安也算不错。去研究真正好的孵化器以后，你会发现它们是自然而然聚集的——如果哪个地方好的孵化器比较多，那么它那儿的产业生态、人才生态一定都是不错的。好的孵化器不大可能会在没有产业基础、人才背景的地方产生。它所需要的技术成果、人才团队、创新因子，都来源于原本的产业基础，必须依托区域特色产业去存活和发展。

　　如果想凭借孵化器团队，从外地比如一线城市引入资源，这种异地对接资源十之八九都是失败的。怎么说？孵化器其实不具备更多的资源撬动能力或者说招商能力。很多孵化器企业被二三四线城市，拿过去作为自己的创新因子，希望借此招引人才等资源，这种都很难成功。

　　我的意见一般是，做孵化器应该基于本土经济的特征，尤其对于三、四线城市最好多注意培育本土团队，不能指望凭借几个一二线城市的团队，就能盘活本土的资源、建立本地的创业文化。所以，孵化器和当地产业是互为作用的关系。如果有不错的产业基础，孵化器可以顺水推舟把这个地方进一步提升。

　　NBD: 科创成为新一线城市的重要赛道，如何看待新一线城市在孵化器等科创载体层面上的角逐？成都近日发布了《成都市高品质科创空间创新能力建设指南》，您对此有何建议？

　　范伟军：最新的《成都市高品质科创空间创新能力建设指南》我看过了，非常有水平，我觉得把这方面该提的、重要的问题都提到了。同时成都产业基础、人才基础也是不错的，很多先天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如果说要给成都的孵化器领域提建议的话，那么我想它必须优先于其他新一线城市，把现有的孵化器引导到正确的商业模式上。这个非常重要，这几年成都的孵化器发展很快，到了提高质量的时候，孵化器要高品质科创空间建设中提升能力、提高能级和层级。

　　优秀的孵化器商业模型，第一，鲜明的产业垂直领域的生态关系；第二，通过资本或增值服务跟企业保持股权关系；第三不断地通过“大中小企业融通”，形成鲜明的产业方向。

　　目前可以产业赋能的孵化器，能数出来的还不多。应该说，整个新一线城市的孵化器发展都在这样一种胶着的状态，谁能够率先完成这种“大浪淘沙”，谁就有可能在孵化器层面更上一层楼，推动城市的经济发展为创新型经济。

　　这是各城市在政策层面需要去下力气解决的问题。要提醒的是，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依靠外在的力量，而只能依靠城市内部已经形成的这支“正规军”。我经常跟这些孵化器的老总聊，“你得敢于淘汰自己、面对新模式”，这一点往往说起来易、做起来难。这也将继续考验着城市相关部门的引导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