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解读 556条 2023-05-29 19:39
一、影响产业链韧性的三个方面
在经济学领域,韧性主要强调抵御外部冲击迅速恢复和冲击后能够顺应变化重新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的能力。因此,产业链韧性与抵御产业链断裂风险的能力相关。具体而言,产业链韧性可以从产业链断裂概率、产业链断裂引致的负面影响和产业链断裂的恢复时间三个维度理解。
1.产业链断裂概率
自然灾害、地缘政治冲突和贸易摩擦等外来风险,可能会使产业链由于缺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投入等而发生断裂。产业链断裂概率的大小与相关产业的贸易技术特征及其所处的经济环境等息息相关,主要包括贸易结构、产业链关联和技术可替代性。
贸易结构主要指贸易分布状况和贸易伙伴质量。一方面,贸易分布状况至关重要。贸易伙伴数量越多、贸易越分散,双边贸易问题产生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供需缺口越小,通过库存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越可以有效补充供需缺口,产业链断裂的概率也会越低。另一方面,贸易分布要根据贸易伙伴的质量进行调整,即高质量的贸易伙伴拥有更高的贸易份额,如双边政治关系更稳定、自身社会关系更稳定、地缘政治冲突较少、大规模疫病发生情况及地质灾害较少或防控能力强的贸易伙伴。稳定的双边政治关系和自身社会关系、较少的地缘政治冲突会减少贸易下降或中断的人为因素,降低人为因素使产业链断裂的概率,大规模疫病发生及地质灾害较少或防控能力强会减少贸易下降或中断的客观自然因素,降低客观自然因素使产业链断裂的概率。
产业链关联也称价值链关联,主要指双边贸易流量中复杂价值链的贸易份额,其主要刻画的是两个经济体之间双边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一方面,双边产业链关联越高,贸易联系越复杂,产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会越大;另一方面,贸易联系越复杂,贸易摩擦影响的生产节点就越多,产业链断裂的概率也就越高。此外,产业链断裂的概率与双边贸易规模也息息相关,双边贸易规模越大,复杂价值链贸易规模就越大。因此,贸易减少或中断时,若贸易规模很小,较高的产业链关联度所产生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供需缺口也较小,产业链断裂的概率也就较小;若贸易规模较大,较低的产业链关联度也会产生较大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供需缺口,产业链断裂的概率也就较大。
技术可替代性也是与产业链断裂概率相关的重要因素。双边贸易减少或中断时,本国技术可替代性越小,上游厂商找到替代对接客户、下游厂商获得可替代中间产品的可能性就越低,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就越大,外来人为因素减少或中断贸易的动机也就越少,从而产业链断裂的概率也就越低。此外,部分关键产业核心技术满足可替代性较小即可,关键产业核心技术产品的供给可有效阻止贸易伙伴在其他部门发动的贸易摩擦等,从而可以间接提升这些部门的产业链韧性。
2.产业链断裂引致的负面影响
与产业链断裂引致的负面影响直接相关的主要因素,包括产业链关联、产业多样化程度、价值链位置和引发产业链断裂的因素类型等。
双边产业链关联越高,意味着贸易联系越复杂,产业链断裂所直接涉及的经济主体就越多,通过国内外产业链传导影响的渠道也就越多,引致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产业链断裂引致的负面影响也与双边贸易规模息息相关,贸易规模越大,意味着复杂价值链的贸易规模越大。贸易规模较小时,产业链关联较高的产业所牵涉的经济主体也会相对较少,负面影响也就较小;贸易规模较大时,产业链关联较低的产业会牵涉相对较多的经济主体,负面影响也就较大。
产业多样化是分散产业链断裂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若产业多样化程度较低,产业链一旦发生断裂,便可能会遭受全国性的负面影响;若产业多样化程度较高,负面影响可能仅限于本部门或少数几个部门,难以产生全国性的负面影响,影响相对较小。
价值链位置主要指一国行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生产线上所处的位置,主要测度指标有上游度和下游度,即距离生产端和消费端的生产阶段数。一方面,上游企业存活的条件更为苛刻,往往有着较高的临界生产率,因此,上游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会更高、规模会更大,其在国际产品市场上的话语权也就更强,从而更易于解决产业链断裂带来的负面冲击、减少产业链断裂引致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价值链位置与产业核心技术自主性水平息息相关,由于研发设计、中间产品生产、加工组装和销售的上游度依次下降,产业核心技术主要分布在价值链上游的位置,上游度越高,产业核心技术的自主性水平就越高。下游加工厂商需求出现问题时,上游研发设计厂商可以利用技术授权等快速解决产品的生产组装问题;若处于价值链下游的加工组装环节,上游核心技术产品供给出现问题时,产品生产将无以为继,负面影响会非常巨大。
引发产业链断裂的因素类型不同,也会使负面影响存在巨大差异。具体而言,随着信息预警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目前对大多数自然灾害能够较为准确地预警甚至预测,经济主体可以据此提前备好原材料或中间产品,且现代技术手段往往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运输和生产的恢复,因此,自然灾害引发的产业链断裂所引致的负面影响通常比较有限。大规模疫病可以通过瘫痪生产和流通部门断裂多部门产业链,因此,其引发的产业链断裂往往范围较广、规模较大。
地缘政治冲突和双边政治关系的破裂都有着明显的事前征兆,但二者的负面影响存在巨大差异。地缘政治冲突频繁的国家的技术可替代性往往较低,且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联系也不够紧密,因此很难对其他国家产生实质性负面影响;友好国家间政治关系的破裂可能会导致外资企业大量撤出,并对国内外产业链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但其发生概率往往较低。
3.产业链断裂的恢复时间
与产业链断裂的恢复时间直接相关的因素,主要包括产业链关联、价值链位置,以及引发产业链断裂的因素类型等。
产业链断裂的恢复时间与产业链关联息息相关。一方面,恢复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的业务联系需要大量的协调、规划、启动和发展时间,产业链关联度越高,意味着贸易联系越复杂,牵涉的经济主体就越多,从而需要修复的贸易和生产节点也就越多,产业链断裂的恢复时间也就越长。另一方面,若双边贸易联系难以修复,各经济主体则需要寻找新的供应商和客户,由于缺乏互信和了解,建立新的合作关系花费的时间会更长,产业链断裂的恢复时间也会变得更长。与产业链断裂引致的负面影响相似,产业链断裂的恢复时间也与双边贸易规模息息相关,贸易规模越大,需要建立的贸易生产联系就越多,产业链断裂的恢复时间也就越长。
价值链位置与产业核心技术自主性水平息息相关。产业链断裂后,上游的研发设计厂商可以利用技术授权等快速解决产品的生产组装问题,产业链断裂的恢复时间通常较短,而位于下游加工组装环节的厂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自主性,难以自主解决上游核心技术产品的供给问题,会被动拉长产业链断裂的恢复时间。
不同类型因素引发的产业链断裂所需的恢复时间存在巨大差异。随着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发展,大多数自然灾害引发的产业链断裂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通过技术手段完成运输和生产的恢复,所需的恢复时间通常较短。除受疫病传播特征的影响外,断裂的恢复时间还与疫病发生地区的疫病防控和处置能力相关。一般而言,经济卫生条件好的地区往往具备较好的疫病防控和处置能力,产业链断裂所需的恢复时间也会较短。
地缘政治冲突和双边政治关系破裂引发的产业链断裂的恢复时间通常比较漫长,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地缘政治冲突和双边政治关系破裂持续的时间通常较长,故人为修复断裂产业链的意愿不足;其次,跨国投资、生产和贸易等需要长时间的周密部署;再次,企业进入和退出东道国市场会产生大量沉没成本,因此企业部署投资、生产和贸易计划时往往会考虑冲突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和影响,会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断裂的持续时间。
综上,产业链关联越低、技术可替代性越低、贸易结构越优化(即贸易伙伴数量越多、贸易越分散、贸易伙伴质量越高)、产业多样化程度越高、价值链位置越靠近上游、引发产业链断裂的因素越客观,则产业链断裂的概率越低、产业链断裂引致的负面影响越小、产业链断裂的恢复时间越短,产业链的韧性越强。
二、产业智能化如何影响产业链韧性
产业智能化主要指经济主体对工业机器人、数字化、信息化和自动化等现代智能化手段的应用和加深,最终实现提升经济主体生产效率、信息资源采集能力及智能制造能力等的目标。
产业智能化可以通过改变产业链关联、价值链位置、技术可替代性、引发产业链断裂的人为主观因素及贸易结构等,对产业链断裂的概率、产业链断裂引致的负面影响及产业链断裂的恢复时间产生影响,进而实现改善产业链韧性的目标。
1.影响产业链关联
首先,产业智能化可以通过替代低技能劳动等影响产业链关联。一般来说,外资企业是两国经济高度关联的重要来源,相较于内资企业,大部分外资企业的技术复杂度更高。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以及环境规制类政策的不断束紧,部分外资企业将产业链迁出中国市场,导致价值链关联下降,而产业智能化可以缓解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境规制引致外资企业外迁的影响,提升产业链关联。一方面,产业智能化的首要表现形式为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的提升,而工业机器人使用的早期用途之一便是替代低技能劳动力执行简单的重复工作、降低劳动力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产业智能化意味着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和自动化,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实现生产技术的优化,从而减少有害副产品的生产。
其次,产业智能化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体之间的产业链关联。一方面,信息资源采集能力、软件普及和应用是产业智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产业智能化意味着产业链上的企业之间进行统一协作的信息平台逐渐得到完善,信息平台的完善有助于企业之间沟通、协调,解决生产、运输和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降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交易成本是企业边界的重要决定因素,交易成本的降低可以推动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延长价值链的长度,进而提升经济体之间的产业链关联。
再次,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工业机器人和数字化、自动化技术中往往嵌入了当前新兴的主要前沿技术,因此,产业智能化可以减少一国产业链对国外高技术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从而降低产业链关联。产业智能化对产业链关联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上述三种作用的相对大小。
2.提升价值链位置
产业智能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的提升、信息资源采集能力的提升以及软件的普及和应用等。一方面,产业智能化可以实现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高价值链的分工位置。首先,工业机器人辅以产业智能化的自动化技术,其工作效率可以达到普通工人的几十倍以上。其次,工业机器人和其他产业智能化设备作为重要的资本投入,可以实现资本的累积,从而有助于提升原有设备的生产效率,使生产率可以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增长态势。再次,产业智能化可以通过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和满足高技能劳动力的高需求,实现劳动力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通过人力资本的累积实现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另一方面,产业智能化可以促进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而创新是实现价值链位置攀升的重要因素。首先,智能化系统极高的计算速度可以快速判断基于现有技术是否可以实现复杂工艺的分解、组合和重组,有助于实现技术的复制和生产模式的创新。其次,利用信息化和智能化手段,可以实现供应商和客户信息的快速采集与分析,从而可以快速精准地识别供应商的新技术供给情况以及客户的新技术和新产品需求情况,进而可以较为精准快速地开发出合适的对接技术和满足客户需求的新技术与新产品。
3.降低技术可替代性
产业智能化虽然会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替代作用,导致低技能劳动力大量失业,但也会增加对从事非常规工作的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强高技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长期而言,为了应对产业智能化带来的负面冲击,低技能劳动力会着力提升自身的教育和技能水平,最终高技能劳动力比例会逐渐提高,实现劳动力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产业智能化往往伴随劳动力结构的优化升级,二者相辅相成,有助于实现产业的技术升级和结构升级,从而有助于打造具有技术优势的关键产业、降低产业的技术可替代性。
4.减少产业链断裂的人为主观因素
一直以来,环保和技术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动对华贸易调查和制裁的重要由头,因此,环保和技术问题也成为影响产业链韧性的重要因素,而产业智能化可以减轻相关因素影响。首先,智能化系统和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有助于企业实现生产技术和排污系统的优化,人工智能数据集和智能识别系统等也有助于提升排污监管效率、降低排污监管成本。因此,产业智能化可以有效改善环境污染问题,进而减少因环保问题产生的贸易摩擦。其次,根据前述分析,产业智能化有助于创新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减少因技术问题产生的贸易摩擦。
5.优化动态管理贸易结构,有利于分散贸易分布、筛选高质量的贸易伙伴
一方面,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云计算等ICT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实现海量数据的采集与计算等。根据以往的人类行为、疫病扩散和地质灾害数据,ICT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推算出人类行为、疫病扩散和地质灾害的演化规律。据此,相关企业可以在产业链断裂前灵活选择供应商与客户,实现提升特定时间范围内贸易伙伴质量的目的。另一方面,企业统一协作的信息平台还可以通过及时沟通、协调,解决生产、运输和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升贸易伙伴的关系质量。
三、产业智能化提升产业链韧性面临哪些瓶颈
近年来,我国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稳步提升,产业智能化进程快速推进,对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仍面临不少瓶颈。
1.工业机器人严重依赖进口。有研究表明,由于定义广度和低报问题,进口工业机器人数量远高于IFR统计的安装数量,此外,2013年之前,国内超过70%的工业机器人由国外供应商提供。因此,一旦工业机器人的进口渠道出现断供问题,中国的产业智能化将难以为继,进而很难通过产业智能化实现提升产业链韧性的目的。
2.产业智能化主要集中于外资企业。我国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普遍较高的设备制造等相关行业和制造业行业合计的外资企业进口比例呈下降趋势,但其他大部分制造业行业的外资进口比例仍旧呈上升趋势。且就绝对份额而言,只有“基本金属制造业”的工业机器人进口较多地源于内资企业,其他大部分细分行业和制造业行业合计的进口工业机器人超过90%都源于外资企业。由此可见,近年来,虽然中国的产业智能化快速发展,但相关的智能化设备主要安装于外资企业,内资企业的智能化水平仍相对较低。而外资企业作为国外跨国集团的一部分,其生产经营可能会受母国相关政策等的影响,因此通过外资企业产业智能化实现产业链韧性改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3.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产业核心技术,关键产业韧性不强。虽然中国各行业的发明专利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中国的专利质量仍相对较低,关键产业核心技术严重匮乏,尤其是智能化领域。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核心专利占比仅为6%,同期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专利占比则达到了60%。未掌握智能化等关键产业的核心技术,使中国的产业智能化进程“受制于人”、无法实现智能化产业的自主可控,成为目前通过产业智能化提升产业链韧性的重要瓶颈。
4.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产业智能化需要大量高技能劳动力,而中国的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将所获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劳动力定义为高技能劳动力,统计发现,截至2020年,中国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仅为22.2%,具有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劳动力更少,其占比分别仅为9.8%和1.1%。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相对较低,劳动力市场很难有效供给产业智能化所需的高技能劳动力,对中国的产业智能化进程非常不利。
四、产业智能化如何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
(一)加快内资企业产业智能化进程
根据前述分析,虽然近年来我国的产业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其主要集中于外资企业,很难全面发挥产业智能化对我国产业链韧性的应有作用。因此,应大力推动国内企业(尤其是内资企业)产业智能化进程,全面发挥产业智能化对我国产业链韧性的提升作用。
一方面,加强产业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如加强5G的应用、6G网络的研发和推广,以及信息化终端设备的应用与普及,为实现全面产业智能化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公益讲堂和网站普及人工智能应用优势,鼓励企业安装工业机器人等产业智能化设备,并对安装工业机器人的内资企业予以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提升企业安装工业机器人的积极性。积极解决企业在安装使用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时遇到的问题,帮助企业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同时,为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开设进出口展览会等,推动企业与国内外智能化设备供应商的了解与互信,拓宽其购买高质量工业机器人的渠道。
(二)不断提升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化水平
针对诸多领域所面临的“卡脖子”和“断供”等安全威胁,以及严重依赖进口问题,要不断提升我国关键产业尤其是工业机器人产业和芯片产业核心技术的自主化水平,而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化水平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因此,要着力完善相应的产业创新政策,引导企业在数字化、智能化领域加大研发力度,加速专利向核心技术及产品应用的转化,对数字化、智能化领域的研发给予补贴和税收优惠,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激发企业的研发积极性,力争尽快完成电子芯片产业、数字技术产业和工业机器人产业核心技术的攻关,以实现智能化产业的自主可控,为产业智能化和产业链韧性改善奠定产业基础。
(三)保障产业智能化发展所需的高技能劳动力供给
目前,中国大部分劳动力为未接受过系统技能培训的低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相对较低。因此,若大力推进产业智能化,必然会出现低技能劳动力供给过剩而高技能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高技能劳动力供给不足会直接拖慢产业智能化进程,而低技能劳动力供给过剩会使中国出现大量结构性失业,其不仅无助于产业的智能化,甚至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因此,应加大教育投入,保障智能化发展所需的高技能劳动力供给。明晰产业智能化过程中及过程后急需的人才种类,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扩大相关专业的招生比例。同时,在社会面宣传产业智能化急需的人才种类,并通过成人学校和网络教育等对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培训,提升其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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